文/伍朝荣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欧阳修从滑州通判任上被召回朝廷，转太常丞、知谏院。忧国忧民的欧阳修撰写了大量奏章，提出了系列革新除弊的主张。
改革千头万绪，关键在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必须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必须兴建学校。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欧阳修根据众人合议，撰写呈递《详定贡举条状》：“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覈名实……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建议州县均应建立公学。宋仁宗批复同意，由欧阳修代朝廷撰写《颁贡举条制敕》，于三月十三日诏告天下：全国各州县必须兴办学校，设置掌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鼓励适龄青年入学受教。诏书一下，各地纷纷响应，宋代建立以来中断84年的州县公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天南海北抽枝长叶，出现了“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的大好形势。
当时吉州郡城仅有一座破败的夫子庙，这座夫子庙既是祭祀孔子之处，又是民众教育之所。州郡教育如此，下辖的县邑教育状况可想而知。知州李宽心系教育，早在朝廷倡导大兴官学之前，即“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与朝廷的主张不谋而合。李宽刚向朝廷奏请兴建州学，朝廷倡导州县建立公学的诏书即已下达，于是李宽发动乡贤出钱、民众出力，仅用了半年时间，“其年（庆历四年）十月，吉州之学成”。“既成，而来学者三百余人”。学校刚开办即招生300多人，在当时已是不小的规模，可见吉州学子求知若渴，对公办学校期盼已久。
吉州州学竣工办学后，李宽曾向欧阳修写信，恳请他为家乡州学写篇文章。欧阳修欣然应允，写出了被清代学者茅坤誉为“典型之文”的《吉州学记》。同时回信知州李宽，说“乡郡多幸，得贤侯为立学舍”，赞扬他为家乡教育作出的贡献。“笔语粗恶，幸望与伯镇学士评改而刻石也”，“蒙索鄙文，窃喜载名庑下，遂不敢辞”。一代文豪在家乡父母官面前是如此的谦逊、恭敬。结尾一句“冬冷，千万加爱”，更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暖推送。可见，欧阳修对知州李宽为家乡兴建学校、发展教育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新建的州学办学条件如何？“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足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欧阳修不厌其烦，用具体数据，兴奋地列举吉州人民新建校舍所捐款项、所用人力建筑材料。“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跃，而人不以为侈。”超前的设计，高标准的建设，说明知州李宽和吉州人民对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把教育当成千秋大计。四个“有”字排比句，铺陈学校设施齐全。“严严翼翼，壮伟闳跃”，状摹校舍的高端大气。“而人不以为侈”与“而人不以为多”相应，感叹家乡人民对教育舍得花钱、乐于效力。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家乡人民兴学重教的由衷喜悦。
“予世家于吉，而滥官于朝。”欧阳修生于绵阳，长于随州，官于朝廷，只是不谙世事的幼年，为安葬父亲跟随母亲在故乡生活了半年之久，但他的根在吉州，他的诸多亲族生活在家乡，故念念不忘自己是庐陵人。欧阳修对知州李宽谦虚地说自己“滥官于朝”，而赞扬李宽“治吉有方”。欧阳修是朝廷器重的大臣，当时已“赐三品服”，为何自谦“滥官于朝”？莫非县官不如现管，自惭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关注不够？
其实，欧阳修一直关心家乡人才的培养。两年前即庆历二年（1042年）科考，欧阳修被选为“别头试”考官，负责选拔官员子弟，吉州有十余人考上进士。其后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欧阳修作为主考官，吉州录用进士6人。嘉祐四年，欧阳修作为御试进士详定官，吉州又录进士2人。就说本次吉州新建州学，欧阳修也是时刻关注工程的进展，否则怎能掌握这些翔实的数据，状写校舍的设施、外观？
有了漂亮的校舍，就要办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然后为学之成。”欧阳修认为：教育要以人为本，不断地磨砺浸染感化教导，使人逐渐走向善良；要经久不懈地勉励，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优秀的教师用孜孜不倦的态度等待着持久而深远的成效，直到知礼谦让的风气兴起盛行而风俗变得纯朴美好，这样以后才算教育取得成功。
有李宽这样重视教育的知州，吉州教育振兴有望。然而，宋代官吏频繁变动，往往两三年甚至一年半载便异地任职。如欧阳修本人，自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正式踏上仕途，到庆历四年（1044年）写作《吉州学记》，13年间，先后在洛阳、朝廷、夷陵、滑州、河北等地任职，其中三度进出朝廷（1034年、1040年、1043年三度召回朝廷任职）、二度进出滑州（1040年权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1042年通判滑州，驻地均在滑州）。欧阳修担心李宽调走后，新官不理旧事，家乡吉州的教育事业昙花一现。“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欧阳修希望继任官员一如既往兴学重教，传承薪火，不要让刚刚兴起的州学半途而废。
如果历任官员都能像李宽那样重视教育，家乡的教育事业必将蒸蒸日上，硕果累累。欧阳修憧憬自己哪天回到家乡，参观学校，触目所见教育事业发展的成果：“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这是何其美好的愿景！而这种类似于儒家理想之大同世界的吉州，必有待于教育的发达，即必待于“乐学之道成”。
皇祐五年（1053年），欧阳修护送母亲棺椁回乡安葬，路过吉州郡城。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到吉州州学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知道的是，正是受到欧阳修教育思想的影响，吉州进入崇儒尚学时代，在后来的900多年中，庐陵大地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的崇文之风，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著称于世。
千秋万代的吉安人民都不会忘记欧阳修曾经情牵故乡的教育事业。
《吉州学记》面世400年后，明代小说家、庐陵人李昌祺作《别子钦刘同年》长诗：“庐陵汉名县，黉舍当城南。粤从宋庆历，杰构何潭潭。穹碑泐学记，欧子亲题衔。所以富才彦，挺然皆梓杉……”追忆庆历年间，吉州城南建公立学校。欧阳修的著作《吉州学记》被镌刻在高大的石碑上，让文人墨客诵读记牢，极大地推动了庐陵文化蓬勃发展，促进了吉安大地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