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著有《张千载》：“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文山之友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说的是张千载与文天祥的生死故事，“生死之交，千古一鹗”由此成为千古佳话。这个成语典故之所以百代流传，是因为它寄托着交友的最高境界，寓含着高洁纯粹的精神品格。
然而，人们只晓得“庐陵张千载”，却不知张千载的故乡在“庐陵”的万安县窑头镇横塘村，更不知这横塘村自古便是崇文尊德、扶正好侠之乡，出过许多英雄俊杰。
一
或许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氏始祖日农，发现横塘村风光秀丽、气温适宜、土地肥沃，是个绝佳的定居之地。究竟好到何种程度？有诗为证：“前有笔架山，后有纱帽岭。三十二口水塘，宿存在门前。五龙出洞，四虎关拦。龙虎紧抱吉祥地。狮象把水口，缓水养金印。莲花罗像坐城前，固山神尼掌乾坤。”
日农便携妻将子，于北宋治平元年，悄悄地从庐陵西街迁入，一住就是千年。由于人口繁衍，发达兴旺，在此龙脉之地先后建起了四堂（崇文、崇礼、上寿、荣瑞）、一阁（敕书）、一厅（新厅上）、一斩（课读斩）、一寺（固山寺）、一书院（横溪书院）等。历数朝百代，开枝散叶至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份。更有佼佼者如张鸣岗，官至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南京刑部尚书，死后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又有张雨曾任云南道御史、甘肃和陕西巡察御史等，并留有《边政考》一书。
张家何以如此发达？与其良好的家风有关。现存的张氏家训，如“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闲居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等语句，虽有些守旧，但其中也有警语，或曰“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或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等等，很值得玩味和反思。
查阅史料，关于张鸣岗的较多，可张雨的却极少。
关于张雨，现有资料最全的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万安县志》，但也没有具体的生卒年份。只是标注其字惟时，号鹅山，1538年中进士，开始担任的是大名府清丰县知县，后政绩突出，提拔为云南道御史。后因为写文章阻止明世宗兴建四亲庙，获罪被贬，过了几年又得到重用，先后担任了甘肃和陕西的巡察御史。其间，发现大将军仇鸾横行不法之事，密奏明世宗，仇鸾得以被捕入狱，张雨刚正不阿之名传遍四方。1547年，他写就《边政考》，官亦慢慢上升，先后被提拔为大理寺左少卿、都察院佥都御史、湖广巡抚。
《边政考》又名《全陕边政考》，共十二卷，今人对此书研究颇多。此书是研究明代西北边防及明蒙关系的基本史料，极为重要。张雨依据当时的档案资料和边防图集，又进行了实地考察，因此都是第一手资料，殊为珍贵。《边政考》由图志、表格和文字表述三部分构成。最重要的是保存了西北三边四镇16卫和3千户的图志。该书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具有军事价值，体现了张雨强烈的忧国忧民和爱国心。
二
张千载虽然居住在固山（横塘别名），但因为文天祥经常跟随长辈过来小住，两人便成了青梅竹马的发小和挚友。长大后，也不知何种因素，张千载屡次参考，均名落孙山，文天祥却一路凯歌，直至20岁考中状元。
两人自此相隔千里，而且地位悬殊，但没有妨碍两人的友谊和交往。文天祥照样抽空回乡，与张千载携手出游，秉烛夜谈。并多次向朝廷举荐，但张千载都婉言谢绝，坚决不肯为官。
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友谊，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直到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被俘后，张千载的人生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那年，文天祥率领宋军抗击元军，失败后在五坡岭被俘，元军押着他一路北上，前往大都。张千载听说后，等押解文天祥的元军船队顺赣江而下，路过吉州万安时，强烈要求伴随文天祥一起去大都。到了大都，文天祥入狱，张千载就近租房住下，坚持每天给文天祥送饭，日复一日，直至文天祥英勇就义，时间长达三年。他暗地里备好棺椟，文天祥被处决后，冒险收殓尸首。同时又悄悄将在俘虏营中自杀殉夫的欧阳氏的骸骨一起找来包裹，捆在身上，捎回庐陵老家，交给文天祥家属安葬。更重要的是，文天祥在狱中写的一些诗文，也是张千载秘密带出来的，其中就包括那首传颂千古的《正气歌》。
张千载的义举感动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无数的文人。他的事迹散见于陶宗仪《辍耕录》、程敏政《宋遗民录》、杨慎《升庵诗话》等。
另有明人张仲和写的《张千载高谊》，全文如下：“千载字毅甫，庐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贵显，屡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广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来见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侧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潜造一椟，文山受刑后，即藏其首。后，火其尸，拾骨置囊。南归，付其家葬之。千载高谊，亦千载而下所不多见也！”
清代的毕沅撰写《续资治通鉴》时，也写了一文：“庐陵张千载者，天祥友也，天祥贵显时，屡以官辟，不就。临安既破，天祥自广还，过吉州城下，千载来见，曰：‘丞相赴北，千载当偕行’。既至燕，寓天祥囚所侧近，日以美馔馈，凡三年，始终如一。且潜制一椟，天祥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复访求欧阳氏骸骨，袭以重囊，与先所函椟南归吉州，付其家葬之。”
对于张千载的仁义，李贽的称赞最精准。他说：“不食其禄，肯受其缚……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如今，在“固山古寺”，既有张氏祖先牌位，也同时供有文天祥灵牌。古寺分前后两栋，中间是天井，一边有耳门，依古代祠堂规制而建。说是寺，其实是横塘张氏祖祠。寺内设张氏历代先祖牌位，还有一尊千手观音像，侧室塑有一尊文天祥雕像。每逢大年初一，张氏族人均先至寺中祭拜先祖，同时祭奠民族英雄文天祥。
三
张鸣岗，字治贞，号见庵。自幼爱学习，于明朝万历庚辰（1580年）考取进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出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在粤因平黎有功，升南京刑部尚书，死后加封为太子少保。
张鸣岗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官员，１６１０年至１６１５年总督两广军务。他一面警惕倭寇进犯，一面积极加强广东沿海军事防御。在对待澳门问题上，张鸣岗理智冷静的态度表现出成熟卓越的政治见解。
明朝官员对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有很大的分歧，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个是主驱派，坚决要求驱除澳门葡萄牙人。一个是主留派，建议对澳门葡萄牙人加强管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上疏请逐澳门葡萄牙人，但朝廷对此建议并未接纳。万历四十年，张鸣岗向朝廷上《防海五议》，其中提出对澳门的军事防御。万历四十一年，他再次上疏严防倭之事，澳门问题是其上疏的主要内容。万历四十二年他第三次上疏，直接提出了他对澳门问题的处理办法。万历四十三年他第四次上疏言遣送澳门倭奴之事。上述四篇奏章均记录在《明神宗实录》内。张鸣岗到广东后一直患病，奏章均是他病重期间上报明廷的。可以看出张鸣岗赴任广东后，对澳门问题极其关注与重视。
张鸣岗对待澳门葡萄牙人的态度，既不同于当时一般人的意见必将葡萄牙人赶出澳门，又不同于前任两广总督戴耀对澳门完全不加管治，放任自流。他首先意识到，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是广东地方的一大隐患，但不能简单地将葡人赶出澳门了事。可以说将葡萄牙人赶出澳门是一种最简单亦最容易处理的办法，以两广总督辖下的军事力量去与占领澳门弹丸之地的葡萄牙人进行较量，无论葡萄牙人如何英勇善战，也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将葡萄牙人赶出澳门，可以在外国人及中国老百姓面前炫耀武力，更可以收复国土之名来满足当时明廷士大夫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一件很容易获取政治资本的事情。
然而，张鸣岗没有这样做，他理智地对待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这一事实。
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至当时已半个多世纪。由于葡萄牙商人入居澳门，澳门成为了当时东西方各国商贸的一个重要基地。当时各种外国货品能通过澳门进入广东，而且广东货物通过民间渠道也大量进入澳门，促进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广东能从外贸中获利，每年还可以从澳门抽取商税二万两，以补充广东的财税。如将葡萄牙人从澳门赶至浪白外洋，上述实际利益丧失，而且会给广东边防带来更大的困难。深谋远虑的张鸣岗尽管对澳门葡人十分憎恶，但基于广东实际利益考虑，他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来加强对澳门的管治。具体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两则：
其一：张鸣岗派广东海道喻安性和香山知县但启元巡视澳门，管束葡人的不法行为，惩治掠卖人口的奸民。１６１４年，喻安性就葡人违反中国法令的５个问题，详请张鸣岗和巡按御史周应期，勒石立碑于议事亭，这就是有名的《海道禁约》。内容包括禁蓄养倭奴，禁收买人口，禁兵船骗饷，禁接买私货和禁擅自兴作５款。《海道禁约》的颁布，是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象征，也是管治制度化的标志。
其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由张鸣岗建议，获兵部批准，会广州海防同知，在莲花茎之西，香山县的谷字都雍陌村建营，设参将府，名雍陌营。驻军千人，由参将一员统领。明朝政府于天启元年（1621年）建前山寨，雍陌营将设在雍陌的参将府移至莲花茎以西数里对澳门拊背扼吭的前山，雍陌营遂废。
张鸣岗通过或加强海陆军事力量对澳门进行防范，遣送倭奴回国，或惩办掠卖人口之奸商，或对澳门葡萄牙人订立五大禁约等，加强了对澳门的防范与管制，打击了部分居澳葡人蔑视中国官员的狂态，制止了部分葡萄牙人的犯罪行径，使居澳葡人更规范地纳入到中国法律的管治之中。
以张鸣岗六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澳门这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橱窗与通道。
文/郭志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