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2）-5657威尼斯

在内政方面,一要强兵。他认为,“自战国秦汉以来,其兴衰治乱,鲜不以兵而其节制”。“今天下之事多矣”,应“内倚三师以为根本之卫”(《省斋文稿》卷十一《策》)。当时带甲之士号称否万,但多而杂,缺乏训练。尤其可怕的是,有的将官不懂军事,菲裙带关系或行贿而任职；有的还虚报兵丁,冒领军饷,贪赃枉法。照此下去,怎能保国克敌?他主张首先要选好将领,兵才能精。为了整肃军纪,他制订了“诸军点试法”,规定了军官升迁和差遣的条文,有时当面考察将官,看能否胜任其职。对那些不称职者,予以革除。于是“主帅悚激,无敢容私”。经考察,池州正将李忠、李自言二人“不能开弓”,必大罢免了他们的职务。对各军队自行招募的兵丁,必大常“亲阅之”,察看虚实。于是,军纪有了好转。孝宗对此,大加赞扬。二是富国。必大认为:“岁人有限,调度日增”,国力将困乏,“养兵赌国之计,赖于征商榷酌”以敛财(《省斋文稿》卷十一《策》)。他对古代轻商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当今应大力发展商贸业,以增加收入。但这还不是富国之本,应“躬行肝陌,视民如子”,促进农业的发展。他的这种见解,不但在当时有积极的意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三是安民。孝宗即位不久,四川部分饥民闹事。皇帝忧之,问必大怎么办才好。必大认为百姓是因穷困才闹事,应下诏书去安抚,并放宽征收田赋的日期。按此行之,果然见效。淳熙年间,长江两岸久旱不雨,必大请求“捐南库钱二十万代民输”。这次赈灾活动,受到孝宗的嘉奖。又有一年,久雨不止,洪水泛滥,必大奏请皇帝减少后宫开支以赈灾,并命省部拨款抚恤。必大的这种民本思想,对稳定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四是政修。他认为,政通人和,社会安定,才能抵抗外敌。如何才能做到“政修”?第一要择人才。他对“秦桧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的现象很是不满,于是奏请“诏中外举文武之才区别所长,为一籍藏禁中,备缓急之用”。他还建议“重侍从以储将相,增台谏以广耳目,择监司郡守以补郎官。”(明《究简录宰辅列传》)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对,手以采纳。第二是考官吏。他认为,官员太多,不少是不称职的或是无事可干的,这样,民众则受害。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就是对官吏的实绩进行考核。“考绩而升础之,则智者用,愚者伏,贤者进,不肖者逐”(《省斋文稿》卷十一《策》)。第三是固职守。当时,委州太守四年换了五个,平江太守四年换了四个,必大认为,这种现象不利于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应相对固定,官员在一个地方的任职,使他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而后离开。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决心改正这种弊病。

在外交方面，必大始终抱着不亢不卑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成熟的爱国政治家的骨气。高宗死时,朝廷的主和派请求派使臣向金人送协告,必大予以阻拦。后来,金使到了,有人提出应换掉孝服,穿宫袍接见,必大坚决反对,坚持穿孝服“就帷瞌引见”。有一次,南宋派赵雄去金国送国书,大臣们议论受书的礼节,必大说,我国与金是以叔侄之情相亲,尊卑名分已定,决不能自卑。有一次,传说金国将受到外敌攻击,而把军队调防保卫京城,南宋有的大臣认为这是向金国进攻的好时机。必大分析形势,认为不能出兵,要慎重一点。过了不久,证实传说是假的。皇帝说:“卿真有先见之明。”

纵观周必大的一生,可以说是幸运的。他凭着自己的才华、胆识和品格,受到了几代皇帝的器重。他在翰林六年,“制命温雄,周尽事情,为一时词臣之冠”(《南宋书•本传》,下同)。高宗读了他的策后,赞叹道:“掌制手也”。必大任中书舍人时,所进谏之言,切合实际,无一空论,并且敢于直言,深得皇帝赞许。孝宗常去球场玩乐,必大认为有碍于政务,劝他“自爱”。孝宗说,你的忠言很好,仇耻未雪,我不应该贪图玩乐。并且,赞扬必大“不迎合,无附丽,联所倚重”。(《宋史•本传》,下同)于是升他为侍读。必大任参知政事时,处理军政大事.公私分明,且又果断。皇帝嘱咐道:“每见宰相不能处之事,卿以数语决之”。做了丞相之后,必大更是朝中砾柱。孝宗病重,传位给太子时,特嘱托他辅佐新君。光宗登位,问必大当世急务,必大说,要选用好人才,广开言路。宁宗即位,又向他求言,必大说要注重崇俭、久任等四事。可见,四代君王,都对必大比较信任。

但从周必大成长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也不是一叫风顺的。他4岁丧父,由母亲督促他读书；12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青少年时的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走上仕途后,忠君爱国的思想一直未变。为了维护朝廷的利益,他直言进谏,公正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也得罪了权贵,几次被贬出京城。如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因反对权臣瞿婉容提倡的"碍止法",被贬知南剑州,改任福建提点刑狱;乾道九年,因反对贵威干预朝政,被解除兵部侍郎兼侍讲之职,去建宁任知府。绍熙年间,必大为左丞相,授何糖为司业。可何糖嫌官小职微,不愿去任职,而右相留正,则奏请改任,并提升了他。因此何糖感谢留正而怨恨必大。当何檐升任台谏后,便弹劫必大,致使朝廷免去了必大左丞相之职,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再以少保充醋泉观察使。必大不赴任,又降为荣阳郡公。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必大再三上表引退,结果以少傅致仕。他退休在乡后,在朝的韩倪胃等权臣还指责必大、留正等“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御史施康年又弹劫必大“首倡伪徒,私植党与”。于是,必大便降为少保,第二年才复为少傅,算是恢复了名誉。而这时,必大已经七十六岁了。他虽退休多年,却有罪名在身。不过,心胸宽阔的周必大,不会因此而过于苦恼。他对官场早有较清醒的认识,壮年时,就写过“从来仕途风波恶,却是江神不世情”,“布谷独可听,要当早归耕”的诗句。往事如烟,功利如水。周必大从庐陵出征,经坎坷,历风雨,取功名,创伟业,终于又因到出生的地方,血肉与灵魂同庐陵大地永远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