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匡时挤世—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3）-5657威尼斯

三、民为邦本

民本思想，是儒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尚书》中云：“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还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些开明的有远见的君主和大臣，深知“载舟覆舟”的道理。但更多的君主把自己当作“牧民”的天子，为所欲为。在庐陵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志士仁人，继承了“民本”的优良传统，在仕宦的道路上予以光大，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听命于民

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是听上天安排，还是民众决定的，现在看来连回答都没必要，因为历史唯物论早有定论。然而在中古社会，尤其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宋代，相信天意的大有人在，连皇帝也是如此。南宋的第一次科考的御试题目很长，近４００字，开头一句便是“盖闻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听命于天，安抚民众以应天道，要考生说出自己的见解。后来成为朝野闻名的大臣、庐陵县人胡铨参加了这次考试。他见题目后想，皇上刚刚南渡，皇位未稳，一些官吏畏金如虎，宁愿偏安，求和称臣。然而仍有不少志士志在收复江山，这是民心所向。富国强兵积蓄力量与北方抗衡，也要靠民众的力量。可是，皇帝为何首先就提出“治道本天”呢？这不符合儒学精神。于是，胡铨挥毫直言：“臣闻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天。汤武听于民，其兴也勃焉；桀纣听于天，其亡也忽焉”（《澹庵文集》卷２，下同）。接着他分析道，皇上你立于战乱之时，外乱内讧，中原被陷，民愁盗起，祸发萧墙，新立的王室不稳，如一发引千钧。在这样的形势下，皇帝你应该卧薪尝胆，正是听于民之时，而策题之中问数十条，多数表示听于天命之意，臣子我深感疑惑。他毫不讳言地建议陛下不应听于天，而应听于民。接着，胡铨列举了春秋时和宋朝的许多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愿皇上“持以至诚，以春秋为戒而谨持之，以祖宗为鉴，而力行之”，“则天下幸甚”。胡铨又针对策中所说的“念必抚民，人格天庶”之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又是陛下“听于天”之弊，因为“天下大器得之甚难，败之甚易”，愿陛下“思太祖得天下之难而早图之，鉴春秋王室之祸而慎守之。”接着，他还提了一些富民安民的建议，择将练兵“收复两河，迎还二圣。”胡铨的这篇对策是民本思想的宣言书，直指时弊，充分论证了“听命于民”的现实价值。阅卷的官看了大为惊讶，列为第一名，呈高宗定夺。高宗觉得言辞过于激烈，退回重评，考官们当然领会皇上的意思，就把胡铨降为第五名，使庐陵少了一名状元。

安民爱民

安民爱民，是孔孟之道的进步观点之一，也是当作儒学思想的核心“仁”的表现形式。庐陵先贤们，能较好地付诸于行动。从主观上看，他们是在弘扬儒学精神，从实际效果来看，有利巩固封建政权，安了民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南宋任丞相的周必大，他多次建议皇帝要“视民如子”。孝宗即位后不久，四川部分地方屡遭灾害，百姓生活艰难，饿死了一些人。饥民们便聚众闹事。消息传到朝廷，有人建议派兵去镇压，孝宗也为此苦恼，问周必大如何处理。必大认为，百姓是因为贫穷才闹事的，不应强压，而应下诏书去安抚，并下令地方放宽征收田赋的日期。孝宗觉得有理，依此行事，果然不久便平息了事态。淳熙年间，有一年久雨不止，洪水泛滥，民众陷于困境，孝宗为此十分着急，命国库拨了些银两去赈灾，可是数量不足，难解民困。周必大觉得皇宫开支巨大，铺张浪费现象严重，而灾民却温饱都难以为继。他建议压缩皇宫，尤其是后宫的开支，挤出钱去赈灾，为京城的富商高官带个头，捐资赈灾。孝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颁旨减少宫里开支，还要求官员们捐赠。这样既缓解了灾民的困苦，又安抚了民心。

明朝担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泰和人杨士奇，也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善于安抚民心的良相。他曾担任过仁宗、宣宗的老师，时常给他们灌输民为邦本的思想。他俩先后继位，杨士奇辅佐二位君主，让人民休养生息。两帝在位的十年内，出现了明代不多见的政通人和时期，“海内号为治平”，史学家们誉之为“仁宣之治”，这与杨士奇爱民抚民的指导思想对二帝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杨士奇力主宽恤厚爱的“柔民”政策，常以百姓的安乐为念。宣宗时，水旱灾害屡降，杨士奇多次奏请皇帝下诏恤民，救民于水火。内容包括免除百姓拖欠无力上交的赋税、减少官田的租额、清理冤假积案、裁汰劳苦工役、招抚逃荒外徙的难民、组织耕种、细察官吏、惩治贪官污吏等等。这些仁善之举经皇帝批准颁布后，收效明显。杨士奇还特别注重安民政策的落实情况，常检查督促，对一些违背诏令，征税收租如故的做法，报请宣宗批示纠正。有一年，杨士奇发现户部无视诏令，未能减免官田的租额，他立即报告宣宗下诏督促，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称为著名理财家的明代重臣吉水人周忱，是安民爱民的楷模。他从政５０年，历经永乐至景泰五朝，累进户部、工部尚书，总理江南财政。尤其是他在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年）任江南巡抚以后的３０年间，爱民惜民，勤政务实，改变了江南以往“人厌为农”的局面，使其“人乐为农”，以致“民不忧而廪有余羡”。他以“治以爱民为本”的指导思想，巡抚江南诸郡。当时，明代已建立６０多年，作为朝廷主要财源之地的江南诸郡，因税过重而使无田少地的佃农流徙逃亡，造成大量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周忱一上任便深入苏州民间调查，认为税粮负担不合理，靠种官田的佃农负担过重，加上豪富滑吏掌管税权，转嫁税赋负担，才导致民逃田荒。他制订了“平米法”，规定各府官田、民田科不变，但田主不管大小户、富户佃户，征税一律，加耗平均。这样一来，贫苦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他又请朝廷下令颁发铁斛至各县，作为收粮的标准器具，革除了粮官大入小出的作弊，百姓深受其益。他还与苏州知府况钟研究核算后，请朝廷下诏减轻官田租税，仅苏州府就减至７２万石。百姓见税赋少了并公平了，纷纷回乡生产。他还主持兴办了“济农仓”，米源是丰年由各府县平价买入积存。当地群众生活艰难或遇灾荒，便给予救济；民工参加修堤疏河等水利建设公差，可领取口粮，无偿供给。这些举措，使农民能安心生产，安居乐业，人们称他为“周青天”。周忱的举措有损豪户的利益，受到弹劾。他离任后，继任者把“济农仓”之粮收作公赋。后来，江浙一带遭灾发生饥荒，却无储备粮供应，怨声载道。人们怀念周忱，立生祠纪念他。为民造福的为政者，人们是永不忘怀的。周忱在文艺作品中被描绘成可敬的清官，代代传颂。

护民救民

在民众遇到危机时，挺身而出保护，在民众遇到困难时，伸出援助之手，这便是“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庐陵先贤们为此作出了努力。北宋丞相永新人刘沆，是位爱民如子的贤相。他嫉恶如仇，对那些悍吏恶官鱼肉百姓的行为恨之入骨，遇上就要严惩之。他任大理寺评事、舒州通判时还只３０多岁。当时，章献太后建“资圣浮图”宗教场所，需大量的材料，调集许多民工。一个叫张怀信的内侍负责监督工程建设。此人仗着是太后的宠臣，气指颐使，骄横凶狠。他不顾民工的死活，催促运料做工，稍有怠慢，便鞭笞棒打，民工苦不堪言。州县官吏见他如此凶狠，又是皇宫的人，不敢招惹他。见他来督役，常装病在家不出来。刘沆听人说起此事，对张某极为反感。他不畏权威，大胆地为民请命，直接上书皇帝陈述其劣迹，朝廷罢免了张怀信督管工程的官职，人们松了一口气。对受冤屈的百姓，刘沆尽力为他们伸冤。刘沆在衡州任知府时，当地一个姓尹的人仗着是大姓望族，经常欺侮父老子幼的邻居，伪造卖券，强行霸占邻居的田产。邻居不服，向州县上诉多次，均得不到公正裁决。刘沆受理此案后，经多方调查取证，认定尹氏是恃强凌弱，巧取豪夺，便秉公将田产判还给原主，并依法惩治了造假的尹氏。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还有几件名人轶事可见庐陵先贤帮民解困的赤诚之心。一是文天祥因触犯了权奸贾似道，被罢官回家乡庐陵富田闲居。这年天年不好，吉州粮食欠收，许多人家面临饥荒。遭排挤的文天祥心情也很苦闷，但仍不忘百姓的困苦。他打听到了赣南当年的粮食丰收，便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给赣州的太守，请他调运粮食到吉州来应急。赣州太守见是状元郎的信，加之一直钦佩文天祥的为人，便赶紧运了一批粮食到吉州解困。二是胡铨同样如此。他中进士后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逢富水河涨洪水，不少农田冲毁，有的农户颗粒无收。胡铨见状，给吉州李太守写了几封信，请求减些税赋，给灾民救济些粮食。太守果真照此办理。此事比文天祥求粮早了百余年。三是解缙因正直不阿得罪了权贵，被贬交趾（越南）。几年后，到京城办事，正逢成祖北征未归，就去见了一下太子高炽便返回。沿赣江去广东，见家乡旱情十分严重，便写了份奏章，请朝廷安排引赣江水灌田。他却不知此解民困之书加速了他的灾难到来。成祖回京后，想当太子的另一皇子高煦向父皇进谗言，说解缙趁皇上外出私自见太子，居心不良，是对皇上的不恭。成祖对太子之争十分敏感，听了大怒。刚好解缙的奏折呈送上来，可谓火上加油，成祖阅后怪解缙多管闲事，令人讨厌。他下令把解缙从南方捉回入狱，后被奸人谋害。解缙出于为民解困之心，却招致横祸，令人痛憾。四是泰和的周炬（８９５—９７６），后唐时任金陵监察御史，避乱迁居泰和螺溪。他体察民情，见大片农田常受旱歉收，百姓生活艰辛，便于公元９３７年左右主持修筑槎滩、碉石两陂，提高水位，开挖渠道３６条，灌溉今禾市、螺溪和吉安县永阳三乡农田近万亩，使低产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并规定两陂为公产，用于下游灌溉，不得专利于周氏，更不准发生争水纠纷。经改造，灌溉面积达６万多亩，称作“小都江堰”，是江西古代重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至今仍造福于吉泰两县人民。前些年进行了修复改造，现可灌溉十多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