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布道传薪—庐陵文化的佛教、道教文化（5）-5657威尼斯

五、影响至深

我出生的乡村位于庐陵中心地带的泸水河边。春夏时接连下几天大雨，乡亲们就担忧着，生怕河水上涨淹没了农田。清明过后，急雨雷电交加之际，年少的我，经常听母亲讲许道士斩妖龙治水的故事。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恶龙经常兴风作浪，弄得江水上涨，祸害百姓。有一个叫许真君的道士，与恶龙斗法，斩去了龙的尾巴，把铁链变成面条，诱龙吃下肚去，终于拴住了恶龙，并把龙盖在口大井里。恶龙提出个请求，就是每年清明节时要去南海给父亲扫墓，扫完后再回到井里。许真君答应了，为了防止恶龙逃跑，特地画一道符给龙吃，如龙不按时回来，就念咒语弄得龙浑身痛。这条“没尾龙”每年清明节后便动身飞往南方，仍是恶习难改，弄得云乌电闪，风狂雨急。于是凡是特大风雨之时，母亲便唠叨着，定是“没尾龙”去扫清明。她安慰不懂事的我说，不要怕这恶龙，有许真君镇着它，翻不了天的。这个神话传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过后，有一次回老家，又听堂婶给她的小孙子讲这个故事。看样子，还会代代传下去。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说的许真君，就是南北朝时江西地区的著名道士许逊。他曾当过旌阳县令，又称许旌阳，因不满晋朝的黑暗统治，弃官东归，游历江湖，传播道术。鄱阳湖区水灾频发，他率领民众兴修水利工程，足迹遍及湖区，深受百姓拥戴。从此，民间流传着许逊斩蛟龙为民除害的神话故事。到了北宋，他被皇帝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成为江西人民共同奉祀的神仙。凡有水患的地方，大多建有“真君庙”；凡江西人在外地所建的同乡会馆，称为“万寿宫”以纪念家乡的神。这位治水之神在庐陵一带同样受到尊崇，吉州郡城西郊建有“真君庙”；大大小小的宫观里，有许逊的神像。在庐陵人的心中，许真君是一位道士中的英雄人物。

另一位在庐陵算得上家喻户晓的道士是吕洞宾。“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在乡间许多人都会讲几个。吕洞宾是“八仙”中武艺高超的道士，出神入化的剑术使妖魔们胆寒，善良的百姓祈盼有如此神仙来降降人间的恶人。他的像，画成年画，人们喜欢买来贴在厅堂里避邪。

我村有好几百户人烟，在村边一块较开阔的荒地上，有一座“文武庙”，比族祠还宏伟。上殿是高大慈祥的“福主菩萨”，两边尽是金刚或罗汉，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张牙舞爪，有的咧嘴啮牙。每逢过年过节，母亲同许多妇女去庙中装香点烛，端着斋饭鱼肉恭敬地磕头。我们一群顽童跟着大人去玩，总觉得她们的动作可笑，倒对供奉菩萨的鱼肉感兴趣，盼望回家吃这些当年稀少的食品。我对那些泥巴或木头做的菩萨罗汉一直不怎么尊敬，时常同小伙伴在庙后的荒地撒尿拉屎，还曾用弹弓比赛打菩萨的眼睛。可长辈们却对庙里的菩萨十分虔诚，小孩子说了句不恭敬菩萨的话则会遭顿呵斥。家乡的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福主菩萨”也被“小将”们用绳套住脖子拖着游村后烧了。３０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末，听说村上一棵大樟树在春节前被烧死了。原来是村上的人遵旧俗去给菩萨、神仙烧香祭祀。没有了庙和菩萨，就在庙前的大樟树下燃香点鞭炮，祭祀心中的神灵。老樟树下端空了心，钱纸香烛太多，风一吹，易燃的樟树枝桠着了火，夜深人不知，到第二天竟全烧焦了。政治风暴也难以冲涮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可见宗教观念的侵蚀是多么地深。当然，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分不清什么是佛教什么是道教，供奉的菩萨或神仙也不太知道属于哪个派别，有何“职能”与“神威”，只不过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或精神上的寄托，表达的是心愿。尽管绝对是“一厢情愿”，却乐此不疲。也有的人只是随俗从流，见别人这样做了，自己不做似乎过意不去，跟着做罢了。耳闻目染，久而久之，宗教的许多观念在庐陵人的思想上打上了烙印，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在婚丧礼仪、节庆活动表现得较为明显。佛教的四大皆空观、因果报应观、积善成德观等，道教的修炼成仙观、虚静无为观等，千百年来浸染人们的心灵，或隐或现地存在于生活方式和习俗之中。拜佛吃斋、驱邪降鬼术等活动，则是宗教观的直接表现。

佛道宗教观念，在庐陵杰出人物的身上也有所表现。他们所生活的朝代，佛道盛行，有时提到了与儒学并行的地位，并有时儒、释、道合流，因此不可避免受到感染。尤其是“穷则独善其身”之时，更呈现出对佛道的向往。欧阳修虽然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以“辟佛”自居，却在生活中对佛教有好感。他退休后居颍上，常与僧侣交游，自号“六一居士”，他的文集也称《居士集》。居士就是信佛但不出家之人。南宋名臣胡铨在受秦桧迫害被流放后，写过“欲驾巾车归去”的诗句；周必大当丞相时也咏叹“布谷独可听，要当早归耕”；著名词人刘辰翁在宋亡后，坚持隐居不仕，在家乡教书写诗，常去资国寺会友，这都是佛道出世思想和归隐观的表现。民族英雄文天祥同样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佛生，一个叫道生。他的许多诗文中，有佛道的痕迹。如“劳劳空岁月，得死以登仙”，“幸有山阴深密处，他年炼就九还丹”，说明他追求道教理想中的“仙境”，但不信天命，从容地对待生与死。他在死前著的《胡笳曲序》中，自称为“浮休道人文山”。道教超脱世情的生死观，结合儒学舍生取义的思想，促使文天祥能从容地面对逆境，显示出凛然的正气和完美的人格。据《宋史·文天祥传》载，忽必烈对文天祥被囚三年不屈服无计可施，有人向他建议让文天祥去当黄冠道士。忽必烈有些心动，却遭文天祥的反对。他不愿苟且偷生，表明以身殉国的决心。

佛、道兴衰是和封建王朝君主的喜恶紧密相关的。皇帝们溺佛佞道，是为了巩固皇权，士大夫们则是顺应时尚，平民百姓大多是随波逐流。但是，凡是阻碍历史车轮前行的东西必将会遭到淘汰，佛、道也是如此。那些庙宇宫观，屡建屡毁便是明证。那些所谓的“来世”、“成仙”、“报应”，毕竟是虚幻的，是无法实现的，人们更注重客观的、实际的东西。随着科学的进步，佛、道走向衰退是必然的。只是千百年来积淀的一些宗教观念，还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栖息。如果引入正道，则是积极向上的；如果误入歧途，陷入迷信甚至邪恶的泥坑，就成了社会的毒瘤，必将人人而诛之。披着宗族外衣的邪教，更是祸国殃民，必须彻底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