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庐陵文坛-5657威尼斯

第七章 群星闪耀

——人才辈出的庐陵文坛

（作者:李梦星）

素有“文章节义之邦”之称的庐陵，涌现出一批批彪炳史册的俊杰。他们不仅保持高洁的操守，注重道德的修养，而且博学多识，文采飞扬；或能诗善文，或研史记志，在文学艺术、史志文献、典籍文论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是留给后人一份珍贵的遗产。

一、潮涌峰起

庐陵文化的发展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低潮也有高峰，这与庐陵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状况相关。秦汉时期，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北方，庐陵一带的开发还才起步，文化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带。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北民南迁，文化不断向南渗透，庐陵文化开始萌芽争春。两宋是庐陵文化的黄金时期，从北宋初到南宋末近三百年内，英才辈出。元代受政治高压，沉寂不兴。进人明代，庐陵又再耸文化高峰，显示出勃勃生机。清代之后，逐渐衰落。宋明两代庐陵文坛人才荟萃，群星闪烁，为世人所注目。

正如庐陵兴斯文、广学舍、扬忠义之功首推唐代节烈名臣、大书法家、任吉州司马的颜真卿那样，庐陵文学的首倡者，是唐初任吉州司户参军的杜审言。他是河南贡县人，是杜甫的祖父，精于五言律诗，讲究格律的严谨，为初唐有些名气的诗人。他原任洛阳丞，不知何因贬往吉州，可对诗歌的爱好未改。他喜欢结交儒士，崇尚文雅，便与志同道合者在庐陵城内的相山(今吉安城高峰坡一带)结诗社，煮酒品茗论诗写诗，参与者甚众，一时间吉州诗风大兴。杜审言在庐陵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待时机成熟，便发芽成长。四百多年后的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任丞相的郡人周必大退休归故里，在相山诗社的旧址建诗人堂，每年的“春花明媚秋月圆”时节，举行诗会，吉州各路雅士齐聚～堂，其他州县的文人也慕名前来，很是热闹。“诗人堂上客，参拜杜参军”，成为吉州文坛的一大盛举。《庐陵诗存》序云：“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

唐代的庐陵人虽然也不乏能文善诗之士，但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在唐末五代时期，才有几位庐陵籍的人士在文学界有较大的名气。一个是南唐时的庐陵人刘洞，年少即游学庐山，勤学精思，有时十余日忘掉洗漱，迷于诗作，长于写五言律诗，甚得贾岛遗法，在诗坛上享有盛名。他将诗作献给后主李煜——就是那个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国君。其中一首叫《石城怀古》，诗云：“石城古渡头，一望思悠悠，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后主李煜读了，想起六朝时的风云变幻，眼看南唐国势不碾，怀古伤今，感慨不已。后主因此诗触痛了自己的心，就不愿与刘删再见面了，可见刘洞之诗的感染力多么的强烈。北宋的军队围攻金陵，刘洞被困在城内，写诗于道旁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举士得何人?”表达了亡国之恨。据传，刘洞最有名的一首诗叫《夜坐》，深受人们的赞誉，称他为“刘夜坐”，可惜没有留传下来，只在《全唐诗》中保留着“百骸同草木，万象人心灵”残句。二是庐陵吉阳、人夏宝松，和刘洞是同时代人。他负有诗名，有不少追随者。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叫《宿江城》，也没有传下来，只在《全唐诗》中留下残句“雁飞南浦砧初断，月满西楼酒半醒”等。宋代的魏庆元在《诗人玉屑》中，把这两句诗，看成是写“羁旅”的佳句，望后人学习此诗的写法，说明夏宝松的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宿江城》一诗闻名于世，人们以诗为名，把他称作“夏江城”。三是唐末庐陵籍的宋齐丘，辅佐吴、南唐君主，仗义执言，反对割地求和被害。他也是享誉一时的诗人，有三首诗收录于《全唐诗》。唐初庐陵文学已初显端倪，到了晚唐五代便有成就，为宋代文学的崛起奠基。

进人宋代，庐陵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辉煌，达到鼎盛。文化名人层出不穷，从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从中兴再起到殿后悲歌，庐陵才俊施展才华，纵横驰骋，像群星闪烁在文坛近三百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壮观。宋代文学的诗歌、词章、散文三个领域，庐陵人均占有重要的位置。

宋代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高峰，令后人叹为观止。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六家，其中欧阳修是宋六家之首，“三苏”和江西的王安石、曾巩都得到他的奖掖和提拔，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帅，是开一代文学风气的大师，是当之元愧的一代文坛宗师和领袖。他的散文、诗词都成为宋代的楷模，影响到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人们赞誉道，欧阳文忠公一出，庐陵文风大盛。

峡江县罗田西江村(宋属临江军新淦县)的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在北宋时蜚声文坛。他们的政治主张、文学思想与欧阳修基本一致，诗文注重反映现实，与当时享誉天下的苏轼、苏辙齐名，号称“二苏三孔”。黄庭坚赞云：“二苏上联壁，三孔立分鼎”。“三孔”中进士后，历任多处地方官，有政绩，都善文词，诗歌造诣很深，今存《清江三孔集》40卷。文仲的诗构想奇特，诗中有画。如《早行》云：“客行谓已旦，出视见落月，瘦马人荒陂，霜花重如雪。”武仲的诗想象丰富，寄托深远。如《鄂州》诗云：“绿柳阴阴蔽武昌，汀洲如画引帆墙。一江见底自秋色，千里无风正夕阳。暂别胜游浑老大，追思前事只凄凉。贤豪况有遗踪在，欲买溪山作漫郎。”平仲的文学成就最高，风格接近苏轼。如《霁夜》诗云：“明朝准拟南轩望，洗出庐山万丈青。”气象阔大，用词精警。《寄内》诗云：“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抒写了别后途中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三孔”为官清廉，为学精深，“天下共称其文”(杨慎《升庵诗话》)。

遂川县雩田城溪岭上村的郭知章，历任北宋朝廷重臣和地方官，经历了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执政的变革时期，刚直不阿，屡遭贬谪。他的诗文清奇隽逸，在所任职的州县，上至缙绅，下至一般文士，都很欣赏他的诗文，甚至有为求诗文和墨宝者，不远千里而来。他与江西诗派首领黄庭坚时有唱和，黄称他“诗篇清奇，文语温雅。”郭知章有文集行世，惜乎大都失散，只有地方志谱保留了一部分。如《望远阁》二首之一云：“凭亭四顾浩无旁，洒落闲中气味长，潭阁夜蟾浮玉槛，滩高秋浪泻银塘。云根气人帘栊洞，天未风生砚席凉。极目应天九万里，好看鹏翼快翱翔。”诗句清奇、凝炼，意境深远。

南宋是庐陵文学的全盛时期。初有胡铨奏章《戊午上高宗封事》，请斩卖国贼秦桧之头谢天下，震动朝野，流行天下，传颂千古。连金人也花千金购之，阅后君臣失色。接着有在朝廷历任几朝丞相的周必大诗文备受世人推崇，著有《省斋文稿》、《平园集》等80余种200卷，文笔“雄浑博雅”，尽显宰相风度。他写的诗歌充满爱国激情，语精意长。如望北伐雪耻诗云：“收取关河报明主，云台烟阁伫奇勋。”“闻道宵衣劳圣主，有时夜舞忆神州。”赠给同乡先辈胡铨的诗云：“赤县尚多沦异域，潢池犹自扰齐人。公如不为苍生起，风俗何由使再淳。”称作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创造出新鲜活泼的“诚斋休”，成为南宋诗风转变的枢纽，影响数代。豪放派诗人辛弃疾的传承者泰和人刘过，所写的词或抒恢复失地、建功立业的豪情，或叙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怨愤，或借景抒怀，表现对国事的忧虑，词风恣肆粗犷，格调昂扬，气势雄健，誉为辛派词人的正宗传人。南宋末年，“状元宰相”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和历经身世的坎坷，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悲壮诗篇，成为宋代最后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追随文天祥的勇士邓光荐，也与文天祥唱和，写了不少悲壮的诗文。宋末元初的吉安县人刘辰翁，也是辛派词人的大将之一，创作的许多抒国破家亡哀情的词作，留下了凄婉的悲歌。南宋时期，庐陵还有几位著名的学者，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一是吉水人曾敏行，不求仕进，专心治学，博览群书，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杂记、里谈巷记，无不记览。周必大称他“有博古通今之学”、“知几应变之才”(《独醒杂志跋》)。他目睹了北宋衰败和南宋偷安的政治腐败，经历了动乱和苦难，便隐居不仕，在玉笥山著书自乐，住所自号“独醒斋”。他写成笔记小说《独醒杂志》十卷，记载风土人情、山水名胜、历史遗迹以及士大夫阶层的各种人物情态，还涉及到宋朝各阶层人物的遗闻逸事，并第一次把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事迹写入史书。杨万里在《曾达臣挽词》中称他：“议论千千古，胸怀一一奇。非关时弃我，不肯我干时。老鹤云问意，长松雪外姿。平生独知命，冷眼看人痴。”另一位是吉水盘谷的罗大经，仕途不太得意，但他乐于田园生活。他广学博才，专心进行笔记体小品创作，写成《鹤林玉露》18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还有一个是庐陵县的罗烨，喜欢写传奇故事，著有话本小说集《醉翁谈录》等，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上述简介的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庐陵名士，宋代还有许许多多的庐陵儒士文人，著书立说，享有文名。《全宋词》作者江西籍174人，占总数的12．4％，居全国第二，其中庐陵籍50人，居全省第一。虽仅指词作，也可见庐陵文学之盛。

我国元代杂剧、明代小说、戏剧成就辉煌，可在庐陵却无名家大作。明代散文、诗歌已远不如唐宋，庐陵也是如此。明初流行的台阁体诗文，泰和杨士奇久居内阁并任了较长时间的首辅，是台阁体的代表者之一。但此文体内容陈腐，形式雅丽，多为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之作，平庸乏味，虽垄断文坛近百年，可无精品传世。庐陵在明代涌现了许多理学名士，尤其是一大批阳明心学的儒士，可多为撰写理论文章，偶尔也会写些诗歌散文，但在全国文坛上影响不大。明代中后期几位著名的忠义大臣，如泰和的郭子章、吉水的邹元标、刘同升等，写了一些忧国忧民的诗文，在当时很受推崇，但没有宋代庐陵籍人士的名气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庐陵籍名士李桢(1376—1451年)，字昌棋，很喜欢写笔记体小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写成《剪灯余话》20篇。这部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包含群儒谈经、农民起义、官宦暴虐、狐鬼志怪等内容，奇特生动。作品问世后，轰动一时，人们纷纷竞求抄录，“索者踵至。”其中写狐鬼的《狐媚娘传》、《江庙泥神记》等篇，开《聊斋志异》的先河。另如《芙蓉记》、《秋千会记》等，被明末凌蒙初改写后收入他的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之中。李昌棋还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著有诗集《运璧漫稿》7卷，诗作“色新意古，诸体并工，在永乐诗家中，独树一格”(《明诗记》)。在明代，庐陵文士突出的贡献是参与了典籍史书方志的编纂，充分显示了庐陵文人的才识。

清朝，庐陵人在文学上明显落伍，虽仍有饱学之士，可多为求功名而攻圣贤之书，没多少文学成果，而安福才女刘淑英却享有诗名。她的父亲刘铎为明末朝廷官员，反对阉党魏忠贤而遭迫害致死。父亲刚正不阿的品格深深影响了刘淑英。清兵人关后，江西逐步沦陷。刘淑英回乡招募义军抗清转战赣湘，出生人死，败后隐居佛门。她写了大量爱国忧民的诗歌，现存900多首，是清初庐陵文学创作的代表。她的诗雄浑悲壮，沉郁遒劲，有豪放派的遗风。如《禾川题壁》诗云：“销磨铁胆甘吞剑，扶却双瞳欲挂门。为弃此身全节义，何妨碎剐裂芳魂!”表现了报国无门的怨愤之情。如《感遇》诗云：“折骨为刀剪佞头，漆身狂作楚中囚。乾坤疥癞无能疗，三放归来死亦羞。”抒发了理想破灭的痛苦。又如《偶成八首》之二：“梦里勤王醒后思，依然战马共争驰。征鞍乱洒将军血，真幻谁从辨一时。”专记反清志士的《江人事》一书特为她立《女贞传》，赞扬她的诗“志寄剑锋，诗成风骨”，“一时文士，无出其右”。刘淑英的诗继承了庐陵先贤爱国主义的传统，显示出一股豪气、正气，诗风雄迈，格调高雅，这正是庐陵文学的主流和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