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继往开来—庐陵文化的反思、传承与开放-5657威尼斯

第十一章  继往开来

——庐陵文化的反思、传承与开发

（作者:李梦星）

 一、蓦然回首

曾在中国历史上光彩夺目的庐陵文化，进人清代，逐步失去光辉，到了中叶以后，已远远落后于文化发达的地区。将近三百年来，没有出过全国一流的文学艺术家、思想家，在政治舞台上也少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教育只有淡淡的余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显露出新的光辉。蓦然回首，不由地产生几分失落感和淡淡的哀怨。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国文化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但庐陵文化却滑得比其他地方更快，不能不令人深思。文化的繁荣和衰退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现就庐陵文化的衰落试作如下探讨。

清代统治者的镇压

清军入关后，长驱直人，于1645年攻陷了南京，直扑江西。只一年多时间，就占领了江西大半。富有反抗异族人侵传统的江西人举起了“反清复明”的义旗。吉水状元刘同升受南明政权的委任，同清江人杨廷鳞一道募兵勤王。在赣州起兵，率师沿赣江而下，收复吉安、临江等地，抗清烽火在赣中大地燃烧，吉安人民纷纷加入义军。军事失利，义军退守赣州后失败。清朝统治者对不甘屈服的吉安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逢城必屠”。生存都成了问题，文化怎能发展?清王朝统一全国后，吉安人民过了二、三十年较平安的生活，“三藩之战”又使吉安陷入战火。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吴三桂为首的滇、闽、粤叛军打出复明的幌子，欺骗人民。叛军先后进入江西，地方反清武装声援，与清政府展开拉锯战，时间长达6年，吉安府曾被叛军占领。康熙派强兵平定，割断赣粤交通，赣中萧条。《西江志》云：“自遭诸逆变叛，人民死徙，田土荒芜，伤残蹂躏之状，什倍他省。”号称粮仓的赣中竟征粮困难，清政府下令招抚闽粤山民大批来赣中南垦荒，这就是大量客家倒流和“棚民”的出现。在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康乾盛世”的时期，吉安的经济文化逐渐恢复，但“元气”伤得太重，无奈如何也没有了宋、明时的兴旺气象了。一百多年后的咸丰年间，暴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泰和的邹思隆等于1853年6月聚众万余响应，与官军血战，攻邻近县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军队进入江西，连克永新、安福等县后，攻吉安，与清军急战，占领吉安城。前后8年，太平军与清军在吉安一带展开持久战，每年都有大的战事，吉安人民又一次长时间地在战乱中艰难地度日。清王朝对反抗情绪强烈的区域，特别加强了军事和经济管制。在军事镇压的同时，清王朝大兴文字狱，钳制人民的思想。一部分有反清思想的乡绅文人，无意仕途，退隐乡问。有的文人对前途无望，逃避现实，遁人空门。虽然仍有不少庐陵学子科举人仕，但大都是谨小慎微，奉上事官，难以发挥才智，无法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吉安人的政治地位下降。

交通地位变化，从开放到封闭

庐陵文化的繁荣，得利于赣江水道的开通，思想、物资、信息、技术之流南来北往，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几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庐陵吸纳了北方先进的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庐陵的经济较为发达，周边的文化自然向吉泰盆地倾斜，就像如今的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吸引了全国的精英那样。清代中叶开始，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千年以来连接北方与岭南的赣江水道及大庾岭商路日趋衰落。京广铁路的修通，赣江的交通地位大大下降，吉安从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变成了交通阻塞的“死角”，从开放倒退为封闭。“向之冲途，今为迂道。”文化、信息之流南北交往，不需要途经赣中了。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吉安成为远离中心的偏僻之地，经济和文化均赶不上时代的步伐。近代的先进思想和民主科学之风，主要是从岭南沿海一带向北方推进，可偏偏吉安通往闽、粤、湘三面都有高山阻挡，吸纳不了先进的新的思想潮流。待新风绕道湘鄂或沿东南江浙北上形成气候，再返转江西进入吉安，势头已大大减弱。这正好与宋明时期直接接受北方先进文化的现象相反，近代的庐陵文化无可奈何地处于封闭的、被动的境地。

思想落伍，观念陈旧

政治的、环境的因素是客观存在。同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为什么在近代其他地方会涌现出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会产生先进的文化，而庐陵一带明显滞后呢?主要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中国封建文化属于农业社会型、伦理政治型的文化，建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之上，思想体系以儒学为核心。庐陵文化适应那种社会形态，因而繁荣。当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时候，当维新改革的潮流涌动的时候，当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当中西文化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庐陵却还徘徊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体系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适应不了已开始转型的社会，文化只能是落伍的了。有人形容江西有四多：书院多、寺观多、明清以后牌坊多、祠堂多。庐陵一带更具有典型性。书院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庐陵人也凭此培育了众多的才俊，有过科举考试的辉煌期。但清代以后，书院逐步沦为只传授圣人之言的场所，没有宋代和明初的那种活跃的学术气氛，学子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奴化教育。而书院的培养目标是为了科举考试多几人及第。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形式为主，走上程式化，只许“代圣贤立言”，不能自由发挥个人的思想。内容僵化、教条，形式更是呆板，越到后期，越是腐朽不堪。在如此教育和选才的体制下，书院越多的地方，危害越大。开海禁后，洋务、海防、路矿、制造所需的新式人才，庐陵没办法培养。科举制度废除后，庐陵人便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在思想观念上，庐陵曾是心学和禅宗的大本营，相对于新的思想而言，可以说是心学、禅宗的“重灾区”。心学、禅宗的相通之处是崇尚“心性”，归结于“无物、无欲”。文人们习惯于空谈“心性”，读圣贤书，作八股文，不太注重践行致用，阻滞了具有科学精神的“实学”发展，思想日趋保守、僵化，缺乏创新的勇气。寺观多的现象在庐陵一带普遍存在，凡稍微大一点的村庄，都有个庙或观。1937年，吉安县内有寺庵252所，庙宇81座，佛坛16处，山堂之类32处，这还仅是有一定规模的场所，至于搭个小屋供奉神灵之处，无法统计。用“遍地开花”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佛道观念的普及，使人们向往虚无的境界，把一切寄托于永不可及的未来，削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丧失进取开拓的精神。祠堂多、牌坊多是封建宗法思想的外在表现，人们炫耀着家族的辉煌，将人心禁锢在传统道德的范围之内，不太欢迎外来思想的侵入。久而久之，使思想显得保守、顽固。落后的、陈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庐陵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