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继往开来—庐陵文化的反思、传承与开放（2）-5657威尼斯

二、一脉相承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赣江中游的红土地不再沉寂，顺应时代的潮流，激荡起新的思想风云，催生了引世人注目的革命文化。经一代伟人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的创造，形成了影响到民族解放与振兴的井冈山文化。一批庐陵故地的莘莘学子，走出家门，接受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想，在不同的领域尽展才华，不少人成为政坛上、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古老的庐陵大地再次出现“出将入相”的现象，又涌现出“文化精英”。庐陵文化的基因代代延续着，焕发出新的光辉。

不知是否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称作中国革命之源的井冈山精神为什么能在吉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和形成?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能在这里开创新天地?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能否成就酿造“摇篮”的事业?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值得思考。当然，有诸如大革命时期积累的经验、湘赣边境地理环境适合弱小的红军生存、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山区物产较丰富等等原因。但决不能忽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这块红土地上积淀着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吉安人民传承着庐陵先人的奋斗精神，拥护和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否则，毛泽东率红军无法“上山”，“下山”后也难以生存发展。从文化源流的角度来看，庐陵文化的优秀成份是井冈山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

二十世纪初，当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领土、人民受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重重灾难之时，吉安的一批热血青年，积极参与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之中。他们像庐陵先贤们那样，把国家的危亡、人民的利益当作“大义”，抛弃个人的“小利”，勇敢地追求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胸中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泰和老营盘的袁玉冰，1921年就在南昌组建了“五四”运动后江西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明确地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口号。第二年考人北京大学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他回到南昌与方志敏、赵醒依一道发起了唤起人民改造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创办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刊物《新江西》，号召人民“应该有真正彻底的觉悟，牺牲奋斗的决心，把那些阻碍前途的荆棘一刀斩去，尽力去寻找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一步一步向前进行。”他们还吸收各界人士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面对反动派的镇压，袁玉冰毫不畏惧，义无反顾地从事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和中共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万安县罗塘湾的曾天宇于1918年进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接受进步思想，回南昌同袁玉冰一道战斗。他1922年1月寒假回乡，邀集进步青年组织了“万安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成为最早在吉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家乡领导了震惊赣中南的万安暴动，组建了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吉安县万福的罗石冰和永和的曾延生，于1924年春进人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把革命刊物《新青年》、《向导》等寄到吉安第七师范、阳明中学等地，成为吉安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启蒙者。罗石冰回吉安第七师范组建了吉安第一个党组织，在家乡延福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曾延生在家乡组织了进步团体“觉群社”，建立了吉安农村第一个农民协会。他们播下的火种迅速在吉安大地燃烧。还有新干县潭丘乡的邹努、永新北乡的欧阳洛等一大批共产党人，都是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向旧世界宣战，将共产主义思想撒播在古老的庐陵大地上，为民族的振兴与解放呐喊、奋斗。他们知道随时都可能会牺牲，但救国救民的强烈责任感驱使他们义元反顾地向前进。他们都为了民族的大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身上，体现了庐陵先贤崇尚的“舍生取义”，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

追求光明，不甘屈辱的反抗精神

热爱生活、追求光明的庐陵人，历来就有反抗压迫、不甘忍受黑暗统治的传统。当朝廷腐败、暴政肆虐、酷吏横行、外族入侵屠杀，人民无法安居乐业之际，便会揭竿而起，从统治者手中夺回生存的权利。从南朝时安福的刘敬躬率数万农民反抗庐陵太守的血肉百姓行为，到唐代中期吉州山民组织义军聚集山寨垦荒维生，抗拒官府的横征暴敛8年之久；从五代时吉州吴先等招集破产农民据守吉水山区，转战各县，打击豪强，反抗日益加剧的剥削，到南宋时遂川和赣南爆发的、拥众10余万、延续多年的彭友起义以及永丰谢小儿、永新尹花八领导的农民起义；从文天祥义旗一举数万庐陵儿女投奔，到明末反清复明的吉安战事；从汇入太平天国之洪流到捣毁吉安教堂，千百年来，庐陵人民表现出了向往平安生活，与黑暗统治作不懈斗争的勇气。虽然起义和反抗失败了，但是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却未泯灭，激励着一代代后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吉安人民，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共产党人“唤起工农千百万”，吉安人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召唤下觉醒，勇敢地追求自由平等，向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特权开战。大革命时期，吉安成立了农会组织850多个，会员达34万余人，占当时江西农协会员总数近三分之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屠杀，人民面临着白色恐怖。在这危急的关头，吉安掀起反抗的风暴，向阻挠人民谋求幸福之路的反动政府和封建势力进击。1927年7月上中旬，永新、莲花率先举行农民暴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月底，遂川暴动；10月吉安县东固暴动；11月万安暴动；1928年1月吉安县延福暴动，3月泰和桥头暴动，4月永丰、安福暴动，5月吉安县官田暴动。吉安大地，燃遍了工农革命的烈火，红色风暴震撼了山山水水，工农武装横扫当地的反动政权。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湘赣、赣西、赣西南等革命根据地，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庐陵历史上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与土地革命时期再造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那种为光明的未来而勇于抗争、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是传承相通的。

百折不回，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

当我阅读吉安英烈和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传记文章时，心情难以平静。他们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说吉安这块土地是被先烈们的鲜血染红，并非文学描写而是事实。据不完全统计，二三十年代吉安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名有姓的就有将近5万名，还有多少人牺牲了没留下名字，无法知晓。其中吉安县的烈士名册就记载10600多名。新中国授衔的首批将军中，吉安地区籍的有147名，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还有陈正人、曾山、康克清等数百名老红军担任了其他职务未受衔。他们是幸存者。还有一批与毛泽东、朱德同代的早期共产党员人和红军的领导者，没有见到祖国的新生。无数吉安英雄儿女用生命谱写的碧血浩歌，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雄浑乐章。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赖经邦被捕不投降被敌人剜出心肝；遂川县黄坳区工农兵政府主席范家驹被捕后拒不交枪坦然走向死亡；永新县委书记刘真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说朱毛红军的去向，被放在熬樟脑油的木甑中活活蒸死；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的100多名伤病员遭敌人围捕，无一屈膝全被杀害；新干县妇联主任黄秀英等五位女红军突围未成受阻击，携手跳下百丈悬崖……我不忍心再往下写如此血淋淋的文字了。还有曾山在红军长征后坚持斗争历尽艰辛与胡海各执半面红旗的故事，遂川县西乡群众为保留苏维埃政府的红色印章多人被杀仍守口如瓶的故事，莲花农民贺国庆为保存武器而父、弟被杀的“莲花一支枪”的故事等等等。他们为了理想，为了正义，不惜抛头洒血，不怕艰难险阻。在他们的血管里，明显流淌着文天祥的正气、胡铨的骨气、杨邦义的斗志、欧阳珣的血性。他们把庐陵先贤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品格，上升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更高境界。

   道德文章传佳话

文章节义并重，是庐陵志士的典型人格特征，也是千百年来庐陵盛传不衰的优良风气。许多庐陵文人不仅富有才学，而且注重道德修养，保持耿介、高洁的品格操守。近现代有幸从吉安走出去的学子们，有的进入新式学校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革命者，有的远度重洋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民主思想，回国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大潮之中。他们从小深受庐陵文化的熏陶，继承优秀传统美德，勤奋致学，又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趋炎附势，坚持正义和正道。

民国时期的安福“精英群”便是杰出的代表。泸水河畔秀丽山水间，诞生了几位走在时代前列的才俊。他们都是为民族振兴勇往直前的急先锋，都到国外留洋求学，都有广博的知识。不管是春风得意之时，还是身处逆境，都保持了高洁的节操，显示出庐陵先贤们的那种儒雅而正直的道德风范。1913年安福枫田的少年罗隆基，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学制8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4年后，寮塘13岁的彭文应又以江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接着第二年江南14岁的王造时跨人清华。三位安福学子，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之中，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罗隆基是清华园“五四”之火的最早点燃者，李大钊称赞说：“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他还是令军阀头子段祺瑞胆寒的“江西三只虎”之一。彭文应担任了《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宣传革命思想；王造时则成为清华学生评议会的主席，曾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去武汉推动学生运动。三人先后都到美国留学，都学的是政治学，学习大量的社会革命知识。灾难深重的祖国把他们召唤回来后，三人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他们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对蒋介石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尤其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黑暗统治表示愤慨。罗隆基为抗战而奔走呼吁，他不受蒋介石的拉拢，参加发起和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全力从事民主运动，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谋求和平，成为共产党的可靠朋友。彭文应参加了抗战救国会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公开拥护共产党，拒不参加国民党，极力支持民族统一战线，加入民盟后参加了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王造时与宋庆龄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反动首要”。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关押知名爱国民主领袖“七君子”事件，王造时为“七君子”之一，与反动当局斗智斗勇。出狱后，王造时到吉安开展抗日活动，创办了《前方日报》，呼吁团结抗战，反对法西斯独裁。他又在上海创办了自由社，出版进步书刊，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后来他们都被打成了“右派”，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始终淡泊明志、洁身自好的儒者风范，孜孜治学，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贡献才智，其道德文章在现代文化史上留下美名。

我国改革开放后评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之中，有两位是吉安县人，一位是1929年出生的固江人王梓坤，一位是1934年出生的永阳人游效曾。王梓坤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游效曾主持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工作，世界著名的化学家。这两位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专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是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们同样从小深受庐陵文化的熏陶，养成了孜孜不倦治学、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王梓坤在天祥中学读过书，王梓坤多次说过，国难当头之际，文天祥的事迹和精神激励他刻苦学习。回乡探亲或讲学时，他专门到故地重温往事。游效曾在接受江西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屡次谈起家乡，说出了文天祥、胡铨等伟人，值得自豪，从小就听过他们的故事。这两位知名度很高、桃李满天下的教授，本可得到令人羡慕的物质享受，但他们却对名利很淡泊，生活俭朴，正直无私。王梓坤任北师大校长时，他的亲戚去北京探亲，见他常骑一辆旧自行车去上班，住的是两室一厅的小套间，感到有些不解。汕头大学聘任他为兼职教授，安排了一幢小别墅给他，他说要那么大的房子做什么?住个套间就可以了。我在汕头大学听校领导以钦佩的口气谈起此事，不由地由衷敬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对游效曾教授的专访，说他的办公室陈旧而不宽敞，椅子是断了脚修好的，电风扇生了锈。记者赞叹道：没想到一位手握巨资掌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老板”，却不讲究生活工作条件，令人感慨。这两位“大师级”的学者，承继了中华民族俭朴、清廉的优秀美德，是庐陵道德文章并重的传统在新时代传承弘扬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