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家园厚土—庐陵民俗风情摘要（5）-5657威尼斯

五、扬善积德

在庐陵这块文化积淀深厚的大地上，尽管也有偷盗、赌博、封建迷信、斗殴、霸道等杂音时而出现，有时甚至还嚣张一时一地，但一直为大多数人所不齿。民风乡风的主流是朴实敦厚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一些传统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代代沿袭成风，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纽带，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幸福美满的生活愿望的一种社会力量。

庐陵民情风俗之中，有许许多多良风美俗，如尊长重贤、邻里和睦、父贤子孝、一诺千金、热情待客、勤俭持家等等，构成了一幅幅既古朴又清新，既浓艳又淡雅的民俗风情画卷。其中的扬善惩恶、注重公德是较为显眼的一幅。

孔孟之道的“性善论”和佛教因果观，在教育较为发达、佛教普及面较广的庐陵人头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相信人心是善的，三字经头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轮回不断。在儒、佛盛行的古、近代社会，这种“性善”观念的产生不足为奇。在一些士大夫的推崇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民风乡俗。于是，人们在生活中，主张善待家人，善待外人，即使叫化子上门讨乞，也不能亏待他们，尽量施舍，这叫为子孙后代积德。在外面做了官的，发了财的，愿在家乡做些善事好事，有的钱来路不很清白的人更会如此，以求心理平衡，留个好名声。与此同时，人们反对积怨行恶。在乡间，有人做了丑事、恶事，便“一夜传千里”，可能会使你终生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还有祸及子孙声誉的危险，人们会说“老鼠养崽打地洞”。做了恶事的人患了重病或家里出现了什么灾难，人们会说是报应。盗、淫和不孝尤为人们所谴责，有的地方要押当事人去祠堂向祖宗认罪、鞭打，甚至开除族籍——虽然是侵犯人权也不合法，但人们认为是合理的。社会舆论形成一股无形的道德力量，促使人们向善的方向前行。行善的人，世代受到尊重，代代传颂。

在赣江中游两岸的不少古村里，往往有一条长长的、两尺多宽的青石板路，问起是谁修的，人们会告诉你是很久很久以前，当地某个某个有钱的或当了大官的出资铺的。当然，有的可能是受益的村民集资铺的。我的家乡在泸水河边，记得有一条不知尽头的青石板路在田野间延伸，过水圳越山岗，据老人们说一直铺到了湖南，是古代的一条省际间的通道。青石板中间，被独轮车碾出了一条凹槽，还有被行人的脚磨损的痕迹，可见时代的久远。据传，县内一段的青石板路，就是我村和邻村几个在湖南做生意的大老板出资铺的。随着公路的修建，青石板路不再是主要通道，青石板也逐渐损坏流散，家乡的青石板路只存在传说中。可是，我在吉安县固江镇对河边的古巷村，还见到了一条数公里长完好无损的青石板路，人们的脚步声在传颂古人积善的故事。

铺路建桥是扬善的具体行动。清代初年，吉安城西曲濑水南村有一村妇丧夫，生下一遗腹子，邻居见她可怜便时常帮衬，使她很受感动。她断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奶，去财主家当奶妈，一连换了好几家。村边有条小溪通往泸水河，许多田在溪那边，靠几搭木板桥通行，很不安全。一涨春水，木板桥常冲塌，无法过去，只好重建。村民们屡议建座石桥，难凑足钱。那位奶妈便把几年来把奶(喂奶)和帮财主带小孩当佣人得的钱积存起来，捐献给村里。有了这批款，村民再凑点，建起了一座石桥。乡亲们为了感激这位可敬的奶妈，就叫这座桥为“把奶桥”，在桥头立碑纪念，还在石碑上刻了个乳房形状的图，叫后人“见形思义”。

遂川县平源三溪村王善英，清朝道光年间儿孙们要为她庆祝百岁大寿，已筹集了购物办酒席的钱。王善英人老心善，不同意做寿，要儿孙们将祝寿的钱去给村里修了一座石拱桥，乡亲们称之为“百岁桥”。遂川县还有一则动人的行善故事。那是清朝末年，县城需建座桥方便人们交通，可无资金来源。该县藻林悠富村的举人郭聚奎首倡集资。这位“举人老爷”顾不得斯文体面，脚穿草鞋，身穿粗布衣服，头戴斗笠，俨然一贫寒村翁，徒步到万安、泰和、赣南的上犹、南康和湖南桂东等地向在外的遂川人募捐。人们被这位远道而来的同乡的真诚所感动，请他吃饭用好酒好菜。郭举人决不吃荤喝酒，借口是自己“吃斋”。他对乡友说，不要花这么多钱招待我，还是为家乡建桥多捐点款吧。他的人格感化了人们，纷纷捐资。桥建成了，命名为“乐善桥”。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受饿。可是，总有些天灾人祸降临。救济受灾者，一直是施善行的主要方式。在封建社会，“天子”无法保障“子民”的生活，遇到灾祸，尽管也会赈济，但只是杯水车薪，社会底层的百姓很难享受到。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一些当地有名望的人士或家庭富有的人，就会自发地发起赈灾济困活动，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积善成德。据《宁岗县志》记载，清乾隆二十八年(1689年)当地受天灾，发生饥荒，谢月浣、尹我相、徐经世等8人，每人捐献稻谷400石，兴建社仓，救济特困户。按《安福县志》载，明正统年问(1442年)，安福部分地方受旱灾大饥，谢允谦、胡中赡等6人，各捐谷2000石赈灾；明景泰年间，杨旷平、冯贵隆各捐谷3000石备荒，被皇帝敕赐为“宣义郎”。明朝该县西乡一个叫吴节的，在朝廷任太常卿，他的父亲吴寿良在家乡做了件涉及面广的善事。就是制作了一种有价证券，发给赤贫的乡民，视情数额不等。乡民持券可以到县内的富户去借贷，用券抵债。富户收到此券，凭券去吴家结算现金，人称“吴氏义券”。尽管不知发放了多少，实行了多少年，但此义举，一直在乡间传颂。我的外公是清末的秀才，在村里教私塾，算得上个乡间绅士。他很热心公益事业，为人也很本分。村上有几个在上海、武汉做洋务生意的人办工厂、开钱庄，很富有。他们在乡下建了一排排好房子，巷道全铺青石板，还有巷门关锁，很气派。每逢三荒五月和过年前，他们都要寄钱回来，由我外公管理，登记造册，分发给本村和邻村的孤老和穷困者。外公在解放前就去世了，我母亲时常讲述娘家的往事。乐善好施，是庐陵人崇尚的道德风尚，扎根于人们的心中。

清末民初，在吉安府影响最大的慈善家，是做木材生意致富的康文卿(1858—1936年)。他是吉安县青塘人(现属吉州区白塘乡)，家境贫寒，少年时学徒习商。他家居于泸水、禾水与赣江的交汇地段，运往昌九的木排竹筏络绎不绝，商贩汇聚在岸边。康文卿20多岁时就借资在赣江边开了个“隆昌木行”，并附旅店、商摊等，来往客商云集。他经营有方，规模不断扩展，经近20年发展，成为吉安一带屈指可数的巨富。他自己十分节俭，素食为主，一生未穿华贵衣衫，对家人也要求严格，掉饭于地，也严令捡起。可是，他对公益事业，却乐于行善，慷慨大方。1915年后，他捐赠银元7400元，衣物370件，以救济吉安城内外居民。家乡没有小学，他捐资建了所学校；省立第七师范校舍不足，他捐资建教室；城内铺路修桥有求必应；青原山、七祖塔、钟鼓楼、文信国公祠等古迹需修复，他出资最多。著名文物古南塔破损，反动当局于1918年竟打算拍卖，收几个卖砖的钱。这荒唐的举动使市民十分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康文卿闻讯出资承买，使这座古塔幸存下来。省内外何处发生了灾荒，他都要捐献。康文卿一生共捐款187次，累计银元金额228110元。据说那时一元多银元可买一担谷，比照如今的价格，可达上千万元。他的义举，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扬，编了《康文卿义举录》一书记其功德。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授予“义举仁风”匾额以示褒奖。1930年，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朱德召见了这位富豪，要他为红军捐些银两和药品，康文卿叫其保镖将西药和银元分三次送到东固交给红军。朱德感慨地对他说：“你不是土豪，也不是大资本家，是个大慈善家。”康文卿是庐陵扬善之风的代表。他奉行的是道德善行，只要你有难，他都愿意相帮。这种风范超出了政治界线，上升到了高尚人性美的境界。